中英希三国合作光热发电项目签约
西方也是一样，中世纪也是个专制社会。
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每个人需要注意的两件事，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摆正自己的位置。然而，外患的束缚与困扰，难道不正是人对自身的过分看重、对得失的过分看重所造成的吗？认识到这一点，就一定要强化忧患意识，重视身心修养。
追求身心健康的人都懂得，心的健康要比身的健康更重要，惊则气乱（见《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辱：耻辱，侮辱，屈辱。做人要治身，做事更要治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河上公注本认为经文有误，将经文改为［宠为上］，辱为下。
宠辱若惊应该与大患若身相互对应，都应该重视。第四，如何理解宠为下？在经文自解中，为下、得之、失之是理解的要点。李连江，2015年：《在学术界谋生存，做学术的功与名》，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纵横讲座上的第三讲。
在这样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习近平，2016年）。具体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往往首先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然后逐个研究，最后试图把各个部分的解决办法组合成一个对整体问题的相对完整的解决方法。许纪霖，2006年：《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载《学术月刊》第11期。具体表现就是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的分化和细化，造成了学科视野的固化、学科间合作的匮乏，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常常陷入到了碎片化的、割据化的没有生育能力的亢奋中，越来越难以走出学术研究的小圈子。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和拒绝公共问责的结合，真可谓只见个人心志伦理，而轻视、甚至无视公共责任伦理。为了找回社会科学的灵魂，有必要重构社会科学的研究图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浓描学术圈子而淡写公共性，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不仅应该而且非常有必要关注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唯有如此，社会科学才会具有生命力。
三是浓描个人心志伦理、淡化公共责任伦理。社会科学研究若不能使人们佩服，便不会获得他们的关注，更不会影响到他们。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许纪霖，2003年，第9页），这无异于作茧自缚。社会科学研究最为根本的东西，即应该对研究对象和自己的时代负双重责任（朱特，2014年，第213页）。
郑戈，2016年：《走出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载《文化纵横》第1期。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5月19日第2版。（3）至少能够深化学术研究的优胜劣汰。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
左玉河，2016年：《互鉴共赢：历史学与各专门学科的交叉渗透》，载《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然而不幸的是，除了以同行评议这种越位的方式来衡量和判断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问题以外，近些年来学界对学术自主性问题的沉迷，常常加剧了社会科学研究界对公共责任问题的普遍且严重的忽视。
对社会科学来说，话语能否具有公共性，是非常致命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只是依据专业知识，单独从某个单一问题着眼，而不能从各种问题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也即问题生态的层面进行研究。
更为冷酷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而形成的应对难题和选择的办法，往往比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建议的方案更为有效。在试图追求学术国际对话能力以及构建学术自主性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圈的外排内争现象同样在上演。三、社会科学研究浓描个人心志伦理、淡化公共责任伦理的趋向 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的专家们，却把各自的兴趣和心志放在首位，而将责任的承担置于不被重视的位置（朱特，2014年，第23页）。基于以为问题越被缩窄，它就越能得到恰当的处理的错误认知，研究者往往因顾忌研究上的不便而在分解问题的过程中隔离那些干扰因素，由此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问题生态，研究结果偏离了真实生活。这种只是注重追求学术自由，轻视、甚至抵制公共责任的态度和行为，不仅拉开了社会科学与社会的距离，而且是强势沙文主义的表现。而内争则加剧了这些现象。
学者们已经更强烈地意识到，在远处还有很多其他人对同一现象有兴趣，并投身于相似的学问理想，他们愈来愈期望互相取得联系（希尔斯，第21页），这些联系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学术共同体而得以兑现（同上）。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所在。
在方法主义执念的诱导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慢慢失去了必要的关联，然而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生活（渠敬东，第82页）。此外，在科学方法的武装下，有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标准化，越来越远离智慧，所得的常常只是一个常识性的、跟普通民众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不如普通民众认识水平的结论（刘瑜，第171页）。
而过往的内部导向视角，似乎都陷入了以学术公共责任解释学术公共责任的陷阱中。这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日益减弱，另一方面使得公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以建立。
通过这种评估和评判：（1）至少能够进一步识别和确认学术研究的公共责任，甚至可以将这种公共责任称为学术义务。这使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了远离公共世界的趋向。以上的问题在后知青时代的社会科学从业者（项飙，第70页）身上表现的尤为普遍和深刻，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自身就具有各种先天局限性，包括生活经验的单一化（从学校到学校）、激情的缺乏（学术日益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式的使命）、自由度的丧失（生存处境已经被体制限制，只能作为一个萝卜占一个坑）（郑戈，第86页），再加上这些研究者更懂得如何在学科所限定的规范空间里做学问，并逐渐在媳妇熬成婆之后维续婆媳关系应该遵守的学科要求和学术规范（同上，第87页）。社会科学研究小圈子化的趋向不仅造成了研究内部的碎片化，而且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为了获得圈子的认同而刻意彰显其研究的科学性，进而落入方法主义的陷阱。
然而，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向：一是研究的小圈子化。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贡献往往并没有社会科学研究者想象的那么大，更为严重的是，世界上许多糟糕的情况，正是由所谓的社会科学造成的（索维尔，第4页）。
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由社会大众转向学术共同体 随着社会科学学科步入精细化和体制化，以及研究迈向职业化，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由面向大众写作转向面向同行和学术共同体写作。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和明显，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更是鲜见。
（2）至少能够对学术研究产品的绩效进行评估和确认。公共的社会科学意在表明，需要在治理需求的宏大背景中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理解，对承担着治理职能、扮演着治理角色的社会科学来说，理应强调公共关怀和道德、责任担当。
罗志田，2015年：《变中前行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载《读书》第6期。有学者就此发自肺腑的指出，学者的生存有很多含义，‘死亡也有不同的含义。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人民，社会科学研究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习近平，2016年）。朱特，2013年：《记忆小屋》，何静芝译，商务印书馆。
然而，个人心志伦理常常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就是守住心志之火，不让它熄灭（冯克利，第135页）。在难题和选择面前，唯认识论和知识论为核心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远远不够，它只有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层次上升为实践论的层次才是合格的。
索维尔，2013年：《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不过，真正活着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重（李连江，2015年）。
为了在学术圈真正地活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难题时，便不由地列土封疆：他们往往善于固守专业知识，进行专业化的片面性探索，却难以进行去学科化的全面思考。这些学术圈不仅比较排外，内部也存在激烈且广泛的话语权竞争。